南京代助孕：不育家庭的权利优先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近日，针对部分高龄夫妇孕育困难的问题，有专家建议适当放开代助孕准入，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带入代助孕这个敏感话题。

　　代助孕之所以引人关注，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隐藏的巨大需求。这一方面源于二孩政策释放了很多家庭的生育需求;另一方面就是不孕不育的家庭近些年呈不断上升趋势，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孕育下一代的渴求。

　　但在我们国家，代助孕虽然没有在法律上被禁止，但早在2001年，原卫生部颁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第三条就明确规定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助孕技术”。这个对广大医务人员具有完全约束效力的规定，事实上禁止了我国代助孕工作的展开。

　　目前禁止代助孕的国家不在少数，特别是欧洲的主要国家，如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瑞士等国都立法禁止代助孕行为。但允许代助孕的国家也为数不少，如美国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等国都允许代助孕。当然，与之对应的是这些国家对代助孕都有非常明确的限定，例如在代助孕最为宽松的俄罗斯，虽然允许大量的代助孕中介公司存在，但《俄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基本法》和《俄联邦家庭法》等法律中明确规定：代助孕需要女方拥有确认自身无法生育的医疗证明，而代助孕婴儿的父母如果希望将新生儿注册为自己孩子时，需要得到代助孕者的许可。

　　俄罗斯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，因为我国当前与其一样都面临生育不足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，鼓励生育本身也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。而且与可能的伦理冲突相比，保证符合生育政策的人群拥有做母亲(包括父亲)的权利，应当被优先考虑：繁衍后代是每个生物种群最为本能的要求。所以，对于合理的生育要求不应轻易为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止步。只要在医疗安全和生育质量上有足够保障，并在法律上明确主体间的权责，代助孕未尝不是解决生育难题的一条道路。